黑色企業(下)

柳井正在「慣壞員工,能在世界舞台打贏對手嗎?」的專訪中,以「全球化」為理由來反駁外界對於UNIQLO之黑色企業的種種指控,比方說血汗壓榨造成的高離職率、課以過度嚴苛的要求與不成比例的薪資。

慣壞員工,指的是哪些員工呢? 既然明星店長以上等金字塔前段班是柳井桑願意以高水平的報酬來reward的人才,很顯然地不能再繼續慣壞的,便是金字塔後段班人數最為眾多的一般員工。『慣壞』的說法從何而來?

全球均一薪資以實力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柳井桑認為對企業獲利沒多大貢獻的員工,只配拿單純勞動的低水平收入。柳井桑並表示,他經常把「年輕員工都給我到國外去磨練磨練」這句話掛在嘴邊,其實是希望他們透過與海外的交流競爭,未來都成為能夠獨當一面的經營者。只要有能力,不論國籍誰都有辦法拿到千萬日幣以上的年薪;若不求改變,不走出去,便只有毀滅一途。在柳井桑的認知裡,「員工勞動」完全等同於與Global Economy搏鬥的「企業之爭」。不過,事實上大多數的人終其一生留在祖國成家立業,以被歸類到金字塔後段的門市店長為例,這些日本人一輩子在日本國內的店面工作,以日本消費者為對象做買賣,甚至不需要會說英語,但因貢獻程度普通,在全球均一薪資制度下未來可能只有東南亞或中國內地等級的薪水可以領。假設東南亞或中國內地等級的薪水便是引起高度爭議的100萬日圓,明明大家對公司的貢獻程度差不多,東南亞或中國內地的UNIQLO員工照樣可以過得好好的,『被慣壞』的日本員工就只有等著吃鱉的份。而100萬日圓的年薪,同樣也沒辦法讓東南亞或中國內地的員工在日本過活。在「員工勞動」很難與Global 的「企業之爭」扯上關係的情況下,將「全球化」的緊窟咒套在這些日本員工的頭上,實在缺乏合理的說服力。

一般來說在日本像昆蟲一樣地活下去(維持生命與繁衍後代),最起碼也要200萬日圓的年薪才夠,100萬日圓連過日子都成問題了,更不必談出門上班這回事。短期內來看,100萬的價碼確實是不太可能成真。然而,不論是100萬也好、200萬也罷,既然100、200萬日圓在東南亞或中國內地等區域確實能過上還算可以,甚至綽綽有餘的生活,為什麼在日本卻沒辦法呢?

當然,直接的原因在於日本高昂的物價,而物價昂貴又有部分原因來自居高不下的人事費用。因為人事費用高,所以人事費用高 — 對於柳井桑「將來日本的年薪水平不是1億日圓就是100萬日圓,中產階級會一直減少」這番話,與其在數字的絕對值上大做文章,不如思考「中產階級會一直減少」的含意,也就是中產階級約400、500萬日圓年薪的向下修正傾向。

過去的經濟高度成長期,造就了日本「一億總中流」之號稱一億人口的中產階級(泛指受薪階級與其家庭)。能力強的人在薪資上的報酬不是那麼誇張可觀,而能力平庸的人可拿到能讓生活過得不算壞的所得。從日本有錢人的好野程度不若歐美那麼驚人,但也沒有貧民窟存在的事實,便可看出「一億總中流」效應的端倪。為什麼能力平庸的人能拿到還不算壞,也就是有高攀之虞的薪水呢? 經過粗略的歸納後,可得出以下兩點(by abz2010):

1.企業無法以低於400、500萬日圓的薪水雇用到想要的人才。
2.企業就算付了這麼高的薪水也照樣賺得了錢。

經濟高度成長期的日本由於勞動需求的增加大於勞動供給的增加,很自然地薪資行情往上攀升(歸納1)。另一方面由於工業化發展與搭上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順風車,就算薪資行情節節上漲,企業的獲利仍有辦法持續成長(歸納2)。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員工薪資上漲並非因為經濟成長企業獲取高額利潤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不管企業獲利再怎麼屢創新高,若以低廉的薪資便能從勞動市場調度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才,那麼企業就沒有調漲薪資的必要。事實上,勞動者的薪資直接取決於企業的策略與勞動市場的供需狀態。

當經濟高度成長期告一段落,紡織業等產業因(歸納1)的理由不敵發展中國家,再也無法滿足(歸納2)的條件。拜接下來汽車、電子電機產業等製造業的蓬勃發展所賜,得以維持「勞動需求的增加大於勞動供給的增加」的條件,日本的薪資行情達到了先進國家的水平。但近年來日本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漸漸不敵發展中國家,為了存活只好將工廠等據點移往海外造成產業空洞化,勞動需求開始呈現下滑的趨勢。此外,國家公共工程建設均已告一段落,人口成長率轉為減少傾向,再加上女性就業人口與因平均壽命延長導致之高齡就業人口的增加,勞動需求的增加已不再大於勞動供給的增加。這麼一來,中產階級的薪資行情便就此打住,沒有再往上攀升的動力了。就算國家整體經濟仍持續成長,由於勞動需求的增加小於勞動供給的增加,企業能以更便宜的薪資雇用想要的人才(或以同等的薪資雇用更優秀的人才),而且如先前所述,賺錢的企業更沒有必要調漲員工的薪資。

在這樣的狀況下,中產階級的薪資成長因而持續受到箝制。即便如此,目前日本中產階級的薪資行情仍屬高水平。理由何在? 可以這麼說,目前對不少企業而言,以高薪資水平雇用日本人仍是個理性的選擇。

比方說製造業,即便得負擔較高的人事費用也願意把工場留在國內的主要原因,在於考量了將日本做為投資對象地區之包括市場規模、社會基礎建設的整備狀況等綜合條件後,就算支付高額人事費用仍比其他地區具投資價值。此外,由於獲利夠高的企業才有辦法殘存日本國內,這些企業一方面賺取外幣,一方面支付較高的國內人事費用,導致服務業不容易在勞動市場以更便宜的薪資雇用想要的人才。而拿了較高薪水的這些人又進行較高的消費,服務業就算負擔較高人事費用後可能仍有利可圖(當然,也存在著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在拿了較高薪水後,又會進行較高消費的循環…)。

對於實力主義至上的柳井桑而言,行情偏高的日本中產階級薪資應該是個很頭痛的問題,也難怪他會以「慣壞員工」一詞來說教。柳井桑可惡嗎? 好像是。因為誰都無法以100萬日圓在日本過活。但又好像不是。因為對企業而言,花100萬就能雇用到的人力為什麼非得花上400、500萬? 同樣的道理,員工可憐嗎? 好像是,但又好像不是。因此,「100萬日圓」的爭議終究是來自『部份最佳化』與『全體最佳化』的衝突。對於與Global Economy搏鬥的「企業之爭」進行最佳化,便會將「全球化」的緊窟咒套在根本不需要會說英語的Local日本員工身上,而這樣的最佳化只能稱為『部份最佳化』。

『部份最佳化』與『全體最佳化』的天秤,似乎在於「勞動者拿的份」與「資本家拿的份」間的拿捏。勞動者拿得太多資本家拿得太少,經濟便難以活絡(極端的例子便是共產主義)。而勞動者拿得太少資本家拿得太多,便會遠離「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的狀態。一直以來,日本的黑色企業們血汗歸血汗,卻仍守著「至少要讓員工(正式員工,不包括派遣、工讀…)與其家庭過得下去」的“道德”底限,而柳井桑的「100萬日圓論」則率先踩了大家都不敢踩的禁忌界線。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廂情願地冀望企業自律達成「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是緣木求魚,而協調「勞動者拿的份」與「資本家拿的份」之平衡的,理應是政府的責任。當然,政府又是人民選出來的,如果大多數的人傾向『部份最佳化』而捨棄『全體最佳化』,那麼這個國家地區便很有可能朝著貧富懸殊差距愈來愈大的方向前進了。

參考資料:柳井氏の「年収100万円」発言について - 日本の中流層はこれからも中流層でいられるのか?

(圖片來自ehpien,CC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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